准备一颗人文心、一副科学脑
在协和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经常被人提起：
1921年夏，林巧稚从鼓浪屿动身，赶赴上海考场参加协和的医预科入学考试，那次协和在全国只招收二十五名学生。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，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，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，结果是：没能完成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考试，林巧稚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。可是一个月后，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原来，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，称她乐于助人，处理问题沉着，表现出优秀的品行。协和校方看了报告，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，认为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，于是决定录取她。
协和自开创之时，就特别强调医学生的生源质量，学生要先读完医预科。「医预科」是 1910 年著名的 flexner 报告中提出的建议：医学生入学前要有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，学习过物理学、化学和生物学。
协和规定的医预科时间是三年，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本部学习前，打下扎实基础，包括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和英语。
在协合创办之初，中国的综合大学尚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，协和就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自己办医预科！在为医预科物色教授时，除了从国外聘请，还试图去找那些「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、同时兼有现代观点」的中国人。
严格的医预科教育，从一开始就成为协和办学的一大特点。
后来，中国的一些综合大学达到了协和要求的教育水平后，协合停止自办医预科，改从这些学校招生进入协和医学院。其中，燕京大学成了协和医学生的主要来源，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燕大的医预科一成立便成为校园的焦点，医预科学生「人数少、质量高」，被称为燕大「精华」。
燕大对这些学医的学生有个规定：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。
在当时的燕京大学，学生们有机会沐浴在大师们共聚一堂的浓重学术氛围中，比如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《史记》，听聂崇岐讲《中国通史》，听沈乃璋讲《普通心理学》，听赵承信讲《社会学基础》那时的燕大校园是他们的精神殿堂。
这些在综合大学的学习经历，使得医预科学生耳濡目染大师们做学问的方法，沐浴在浓重的人文氛围中。
当时学校规定：
医预科期间，学生必须读完中文、英文各一百九十二小时，生物三百八十四小时，数学九十六小时，化学五百四十四小时，物理三百八十四小时，还有经济学、社会学等社会科学；
结束医预科学习后，学生需要通过入学考试，并参考医预科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，最后决定是否能够被录取进协和医学院本部；
在考试过关后，学生们还要经过一场很特殊的面试：教授请考生到家吃饭，边吃边谈，谈家庭、志向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等，一律用英语对答。
在此过程中，了解考生的举止、言谈、表达、思维和英语会话能力。
有人会问，在正式跨入医学院之前的医预科准备，究竟有多重要？是不是浪费时间？绝对不是！对于一名医学生来说，在正式接触医学之前，非常重要的基本素质是——准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。
从本质上说，医学这一学科，试图理解的是一个与人类有关的永恒话题——人的自然本性。
协和的医预科设置，是一段看似漫长、实则必须的了解「人」的过程。它的存在，除了教授单纯的事实和技巧之外，体现了一所真正大学里的教育目标、更高的追求。
比如，塑造「整全的人」，实现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教育。真理的范围，远大于科学，科学家必须作为一个人，而不仅是作为一位专家，投身到探索真理的事业中。
自然科学的教育价值是培养精确观察的习惯，单纯就研究主题的教育价值来说，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要逊色很多。而人文科学的价值是：它允诺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，一种对传统的参与，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。
作为中国第一所八年制的医学院，协和如何选择「真正适合学医」的医学生？协和医预科的设置，就是要在八年中的前三年为学生打下广泛、坚实的人文基础和自然学科基础，塑造「整全的人」，为日后造就优秀的医学生做准备。
一个古老命题
中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、医学教育家吴阶平晚年，经常在各大医学院做这么一个著名的演讲：如何做一位好医生？
奥斯勒在 1903 年的演讲《行医的金科玉律》时这么说：「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，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。在这个使命当中，用心要如同用脑。」
他还说过许多和医生职业有关的警句：
从每个病人身上，才可以看到医学的奇妙与特别，而不是从病人的表征上来寻求这些。
要从生命的诗句上来鼓舞我们每天例行的诊疗工作。
要从日常病房工作中接触的平凡人身上，感受他们的爱和喜悦，他们的忧伤与悲痛。
如何做个好医生？
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、著名内科专家、医学教育家张孝骞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：戒、慎、恐、惧。
他对临床医学的定位是「服务医学」，以病人为中心，向病人学习。用他的话就，就是：「医学不像其他学科，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，通过公式进行演算；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。可以说，每一个病例，都是一个研究课题，因此，在病人面前，我们永远要当小学生。」
50 年代后期，有一名中年外国人到协和医院求诊。病人入院时症状非常紧急，气喘、心痛，呼吸困难，很有些像心脏病。
张孝骞给他诊断过，虽然觉得心脏病依据不足，可一时也下不了结论。后来，他病情稍有缓和，便要求出院。不久，他突然休克，抢救不及，死去了。做尸检，发现是肺动脉栓塞所致。
这时，张孝骞才明白，发生栓塞的原因是由于他患有静脉炎。但当初问病史时没有问出来，也没有去翻他的老病历。
这个例子，他曾向许多人谈过。他说，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，但重要的是能从错误中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决不能固执己见。既要勇于坚持真理，又要勇于修正错误。
对自己已经做出的诊断结论，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，多问几个为什么，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。因此，张孝骞非常强调在临床工作中接触病人，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。
他经常教育青年医师正确对待书本知识：「书本知识到底是间接经验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的检验，有的甚至不可靠。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，旧的理论被推翻，新的知识加入，新陈代谢，永无止境。所以书本无论多新，总是落后于现实。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」
老协和人说的「协和精神」，很简单，就是服务病人、奉献自己。
妇产科专家杨秀玉认为，一个好医生，必须从每个病人身上体会，今天这里体会到一点，明天那里体会到一点，加以集合提炼。
1965年，杨秀玉所在的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，呼吸没了，只有心跳，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，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，医生得不停地捏麻醉机的皮球，一分钟捏十六下，所有的医生轮流捏，一直捏了七十二个小时，直到病人有了自主呼吸。
病人康复以后，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，成了劳模。他一直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医生捏回来的——事实也是如此。
什么是好医生？好医生在那时的标准，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，连续七十二小时捏皮球。
协和是在培养医生，而不是培养现代医学的诊疗机器。以培养医学精英为定位的协和医生，不能有「高高在上」的姿态，而是要成为一位位散落在各地医疗设置、真切服务于大众、赢得敬重、生活在医疗这个行业里的知识分子，即使身为精英，也必须贴近这个职业指向的对象——病人，必须贴近大众去解决如何与社会产生联系的问题。
他既不能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不能丢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原则；医学知识既用来改进现实情况，也完善了自我。
「以病人为中心」这一句话，还有更深的含义——好的医生是治疗疾病，而伟大的医生是治疗患病的病人。
在今日，「做人」已是一个不怎么被提及的词，它和素质、品德这些类似的词，被今人视为过时的八股。但在说到医生这个职业时，做人却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话题。
「医学有两座高峰，一座是学术高峰，一座是医德高峰。」从医生的职业角度来看，这个职业与「整全的人」有关，和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境况有关。
倘若，疏于培养我们对整体的感受力，疏于向我们展示知识的广阔视野，疏于训练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，那么这一职业的训练必然是没有远见的，也是不彻底不人道的。
医生的耐心解释、富有同情心和对病人决不耍态度，这三点是处理医患关系的必备条件。
早在1955 年就当选为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英恺医生曾说，「学医不难，学成良医则不易。」
有人问他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？他回答：「好坏医生的分水岭就在于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。」
在他看来，公、勤、严、廉，就是做医生的标准。公就是公私分明，至少是先公后私；勤就是勤学、勤干；严是学术上的严谨，工作上要严格，做事要严密；廉就是廉洁，不得以医谋私。
如何做一位好医生？这个古老的问题，从有了医学的那一天起，就伴随着那些希望深切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思考者。
吴英恺的公、勤、严、廉，张孝骞的戒、慎、恐、惧，是老一代协和人对如何做一位好医生的回答。
「以病人为中心」、「向病人学习」这样的话，虽然听来简单朴素，但在今日医生的实践中却步履维艰。
医学改变了世界，医学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，身外变化的世界同样也改变了医生和病人。但是在医生面对提供医学的对象——病人时，一切理论都应该回归到最初的本质，去思考一个最朴素的问题：
如何做一位好医生？
（文章选编自书籍《协和医事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）